2月19日，一名61岁的艾滋病患者（HIV/AIDS）在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后顺利出院。自2019年开展广东省首例HIV感染者肝移植以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成功开展10例HIV感染者肝移植，5例HIV感染者肾移植，累计救治了15名HIV感染者的终末期肝肾病患者。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目前深圳市三医院是全国开展HIV感染者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单位，截至目前围手术期死亡率为零，14名患者均长期存活。

多学科共发力 全力救治患者生命

今年61岁的周伯（化名）在2017年被查出患有HIV感染及乙肝，在服药一段时间以后，或许是觉得自己身体没有异样，周伯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擅自停药了。

2023年12月，周伯因咳嗽、咳痰、腹泻前往医院就诊，此后还出现了尿黄、眼睛黄等症状，总胆红素高达240μmol/L（正常值为3.4~17.1μmol/L）。在当地医院治疗以后，周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等转到深圳市三医院时已经陷入昏迷。周伯被确诊为慢加急性肝衰竭合并HIV感染，肝移植是目前最适宜的治疗方法。

鉴于患者病情危重复杂，深圳市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第一时间组织了涵盖手术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净化中心、肝病医学中心、感染与免疫科、放射科等多学科的讨论。讨论认为，术前可以让周伯进行人工肝过渡治疗，改善凝血功能及肝功能，同时使用联合抗病毒药物降低病毒载量，既减少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又利于患者术后康复。术中应密切加强团队配合，由于周伯合并了急性肾损伤，术中及术后予以持续血液净化治疗。各科室从术前准备、术中操作、术后管理都制定了严密方案，同时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都作好了充分预案。

该手术主刀医生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钟林及副主任医师赵东介绍，HIV感染者肝移植相较于常规肝移植患者而言，T细胞功能严重低下，移植环节需要使用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因此极易感染，术前CD4+T淋巴细胞数值及免疫状态的评估极为重要：如CD4+T淋巴细胞数<200个/ul，术后极易因感染而死亡。

另外，周伯血管条件较差，需更精细的操作保证手术的成功；为了防止手术器械割破手套造成职业暴露，手术台上所有医护人员都不能徒手传递锐利器械，只能将器械放置指定位置，下一个人再去拿，非常考验医护人员的团队配合。

第三，由于HIV感染者复杂的免疫背景，移植术后如何平衡受体免疫耐受和排斥的矛盾点是术后管理的重点和难点。结合国外相关报道及自身经验，深圳市三医院已经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围手术期管理流程。

已在HIV肝移植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歧视，我国肝移植领域内对于HIV/AIDS患者的治疗认识不够充分，进而导致了HIV肝移植与全球先进水平仍然存在差距。

目前我国开展HIV肝移植的数量较少，据统计全球开展HIV肝移植累计约650例，而我国文献报道不足20例。我国在HIV患者捐献及移植方面的法律及制度方面也亟待完善，如美国在2013年已颁布了“HOPE法案”（即《HIV器官政策公平法案》）等，而我国在此方面出台的政策及制度较少。此外，目前我国尚无规范的诊治指南，而国际上已经在2005年及2018年分别制定了HIV感染器官移植的相关诊疗指南。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深圳市三医院是全国开展HIV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单位。得益于深圳市三医院肝移植团队及早关注了HIV肝移植关键科学问题并积极开展了相关研究，周伯术后3周即顺利康复出院，与常规重症肝病肝移植患者出院时间基本无差异。

钟林同时也是国家科技部移植感染首席科学家，据他介绍，在HIV肝移植的临床实践中，深圳市三医院已经通过NGS检测进行感染控制、跨血型移植、免疫耐受评估等技术，联合多学科制定了一套成熟的诊疗方案，并进一步聚焦关键科学问题，深入开展相关研究。

深圳市三医院院长卢洪洲指出，相比于国际，目前国内最大的难题是还没有针对HIV感染者的器官捐献平台，即便他们有捐献的意愿，也不知道去哪里登记。”他倡议国内可以搭建这样的器官捐献登记平台，以便HIV患者间展开“自救”，早日实施艾滋患者之间的器官移植手术。

深圳市三医院党委书记徐勇表示，深圳市三医院近年来提出纵向以“优势学科、培育学科、潜力学科”等为柱，横向以感染医学、器官移植、肿瘤综合治疗“三驾马车”学科群为链的学科群建设新体系，HIV器官移植的持续顺利开展正是此体系优势的集中体现。未来，深圳市三医院将会在HIV器官移植领域深耕细作，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贡献深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