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本发布，为指导肝癌的治疗提供了切实依据

为进一步提高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化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维护患者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进行修订，形成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并于2024年4月15日正式发布。新版指南结合了肝癌临床诊治和研究的最新实践，将有助于全面规范我国肝癌的诊疗行为，提高肝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推动我国肝癌治疗领域的发展。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原发性肝癌发病人数为36.77万，位列各种癌症新发病人数第4位，发病率位列第5位；2022年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为31.65万，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

二、以疾病为中心、以外科手术切除为主导的多学科诊疗制度在肝癌的综合治疗过程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推广和完善

肝癌围手术期治疗进展：手术治疗是肝癌获得根治、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方式。国内外专家以往在肝癌的手术适应症方面有些分歧，国内专家更重视手术的作用，而国外专家对适应症的把控相对严格。去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肝癌诊疗指南和 NCCN 肝癌诊疗指南认可了国内学者的理念，首次扩大了肝癌手术切除适应症，对于超 BCLC A 期标准的多发病灶患者、部分 BCLC B 期和 Vp1、Vp2 型门静脉癌栓的患者或经严格筛选的 Child-Pugh B 级的患者，均可在经验丰富的较大的肝脏中心、经多学科讨论后决定是否行手术切除。

三、肝癌综合治疗更加规范化、流程化

转化治疗指不适合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经过干预后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干预手段包括有功能的FLR转化、肿瘤学转化等。对于FLR不足的肝癌患者，在合适人群中采用ALPPS或PVE以短期内增加有功能的FLR；ALPPS较PVE具有更高的转化效率。系统抗肿瘤治疗和/或联合局部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或中晚期肝癌的重要治疗方式，也是肝癌转化治疗的重要手段。

新辅助治疗是指对于适合手术切除但具有术后高危复发转移风险的肝癌患者，在术前先进行局部治疗或系统抗肿瘤治疗，以期消灭微小病灶，降低术后复发率、延长生存期；但新辅助治疗也存在风险，应严格选择适宜人群，同时根据新辅助治疗的目标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

肝癌辅助治疗：在辅助治疗方面，对于适合手术切除同时具有术后高危复发转移风险的肝癌患者，术后可采取抗病毒、TACE、HAIC、放射治疗、系统抗肿瘤治疗等辅助治疗以降低术后复发转移率，延长生存时间。

四、早期肝癌手术方式的选择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研究

陈孝平院士等发表于Ann Surg的一项倾向评分匹配的前瞻性研究，评价了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和开腹手术对早期肝癌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组、腹腔镜组与机器人组的5年无病生存（DFS）率和5年总生存（OS）率均无统计学差异。证实了早期肝细胞癌（HCC）根治术开放与微创术式均安全有效，为临床提供了长期随访证据。

五、肝癌治疗的应用顺序及疗效预测

在肝癌非手术治疗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也应进一步深入，从“哪些治疗可以采用”，进一步深入到“这些治疗应该以什么顺序用”，以及“哪些患者从中获益最大”。T+A方案于2020年5月被美国FDA批准作为一线治疗，然而应用该方案进展后的标准二线治疗亟待确立。有研究证实每种ICI和TKI都有独特的免疫调节作用，其有效人群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从其他ICI-TKI联合方案中获益的人群或许和从T+A方案中获益的人群并不一致。未来需进一步研究其他以ICI-TKI联合方案是否可以用于一线T+A进展患者。

尽管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但目前尚无可靠的预测免疫治疗反应的标志物。未来的转化研究可探索具有预测作用的分子标志物。一些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会产生抗药抗体，从而降低了这部分患者在免疫治疗中的获益。可进一步研究药物抗体对于预后的影响以及药物抗体产生的预测。背景肝病的病因也可以影响免疫治疗的反应。国内HCC患者背景肝病多为HBV感染，后续研究可根据背景肝病的病因，进一步进行患者分层。

六、胰腺癌的非手术治疗，取得了局部进展

胰腺癌因其凶险难治，被公认为实体瘤中的“癌中之王”。尽管近年靶向治疗喜报频传，但在胰腺癌领域，目前依然缺乏适合多数人的靶向治疗方法。白蛋白紫杉醇的出现曾为胰腺肿瘤治疗带来了曙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患者的OS与PFS，但距离临床的要求还差很远。2024年ASCO披露了NALIRIFOX方案的疗效结果，在OS和PFS上都有较大的提高。不管是在姑息治疗方面，还是在延长患者生存及改善生活质量方面，都让医生和研究者看到了希望。ESMO发表的PREOPANC-2试验比较了新辅助FOLFIRINOX与基于吉西他滨的放化疗，在切除率和不良事件上暂无显著差异，需进一步研究。nITRO研究显示围手术期NALIRIFOX可控且有效。RAGNAR试验展示了FGFR抑制剂厄达替尼对特定基因改变的胰腺癌患者的临床活性。CBP501、顺铂和纳武利尤单抗的三联疗法在三线治疗中展现了潜在作用。这些研究均强调了新治疗方案的潜力，呼吁更深入的研究和个性化治疗策略，以提高胰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

七、胆道恶性肿瘤治疗之路仍充满曲折、布满荆棘

中国人口基数大，胆道恶性肿瘤患者约占全球四分之一，探究免疫治疗在中国患者的应用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去年的ESMO年会公布了TOPAZ-1研究的中国人群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并未在中国患者人群显著改善生存率。中国胆道恶性肿瘤患者相比全球更晚期，但是否基线特征导致效果差异尚无定论。对于预后因素的研究显示PS评分、肿瘤分期和疾病状态是关键，但影响仍存争议。在免疫药物安全性方面，中国患者耐受性与全球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胆道恶性肿瘤患者的免疫治疗方案仍待深入探索，期待KEYNOTE 966研究结果揭示免疫治疗在中国的效果。

八、门静脉高压无创测量取得了显著进步

对于肝硬化患者，HVPG是诊断CSPH的金标准。但HVPG为有创检查，且费用高、患者接受度低；同时，HVPG测定对操作者技术水平和医院设备有一定要求，容易受到肥胖及脂肪肝的影响，因而临床开展受限。近年来，利用无创手段诊断CSPH，获得很大进展，并得到一致认同。2022年发布的Baveno Ⅶ门脉高压共识推荐利用瞬时弹性成像（TE）测定的肝脏硬度（LSM）的方法对门脉高压进行风险分层，即“五分法（Rule of Five）”标准。利用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SWE）检测SSM亦可用于CSPH的早期诊断。一项系统综述和个体病例数据荟萃分析共纳入了17项研究1245例患者，该研究系统评估通过不同的弹性成像技术测量的SSM和基于SSM的算法诊断CSPH的准确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美国肝病学会（AASLD）发布的指南指出，通过TE测量的LSM（或存在已验证的非TE方法的阈值）和血小板计数，可以无创诊断CSPH。

九、胆囊癌的治疗之路漫长而坎坷，在探索中前进

目前治疗胆囊癌标准一线方案仍采用吉西他滨加顺铂的化疗方案，但整体疗效不佳，亟需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迄今为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胆管癌的应用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在KEYNOTE-158研究和KEYNOTE-028研究中，帕博利株单抗对晚期胆管癌展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NCCN指南推荐针对微卫星不稳定（MSI-H）的晚期胆管癌患者进行帕博利株单药方案治疗。其他包括针对IDH1、FGFR2、HER2、BRAF V600E等靶点的精准治疗和免疫/免疫联合治疗也取得较大的进展。而对于晚期胆囊癌，许多临床试验正在评估一线或后线使用免疫治疗的疗效。

十、探索适合我国人群特色的肝胆肿瘤治疗之路

目前我国在肝胆肿瘤诊断和治疗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第一，重视“关口前移”，早筛早诊技术不断加强。近年来，以微小核糖核酸（miRNA）、循环肿瘤细胞（CTC）和循环肿瘤DNA（ctDNA）为代表的液体活检技术在肝癌早期诊断中的研究和应用得到飞速发展。第二，巨大肝癌治疗技术取得创新突破。过去，巨大肝癌一期不能进行手术切除；现在，我国创新了ALPPS（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治疗。第三，系统治疗方面，通过靶向+免疫、双抗、双免疫等治疗手段使肝胆肿瘤的治疗有效率大幅度提高。第四，胆道肿瘤临床研究取得较大突破。以“三联四药”研究为例，联合治疗方式提升了胆道肿瘤、肝内胆管癌治疗效果。

中国的肝癌患者类型与西方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照抄其他国家的临床经验，我们要注重积累中国患者的临床研究数据，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方法。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医疗机构、药企等机构在不断研发适用中国患者的创新药物，并取得了瞩目成效。